在邓小平的众多战友之中，他与的感情甚为笃厚。邓小平曾回忆说：“我们在一起工作……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10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上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配资门户论坛，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刘邓不可分”，是邓小平和刘伯承在革命战争年代结下深厚情谊的真实写照。
1938年1月，邓小平出任八路军129师政委，从此与刘伯承共事13年，他们密切合作，打出了“刘邓大军”的赫赫威名。邓小平与刘伯承的紧密合作也深深影响着部属，他们教育了一些喜欢争功诿过、闹不团结的人。
在刘邓的部队里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947年夏天，有一个团的团长和政委性格都很强势，他们打完仗后爱争个你高我低，互不服气，时间长了以后，他们之间的小疙瘩变成了大疙瘩。
有一次，团长和政委又闹矛盾了，正好这天刘伯承和邓小平要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他们便去找刘邓首长评理。团长和政委来到会议室后，里边的场景使他们惊呆了：原来刘伯承和邓小平正在一张大地图前运筹着作战计划，亲切地切磋战术。刘伯承认真地听取邓小平的见解，邓小平不断地点头赞许刘伯承的真知灼见。团长和政委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和教育。
团以上干部会议开始后，由于当时的天气非常火热，当邓小平用毛巾擦汗的时候，刘伯承亲自倒了一杯凉开水递到他手里。团长和政委看到这一幕后，感到羞愧不已。
会议结束后，团长拉着政委的手说：“我说伙计，看看刘邓首长，真把我羞死了，咱们还闹个啥劲儿？回去以后，我先检讨！”
政委也抢着说：“不，我应该先做检讨！”
此时一位知情的同志风趣地走过来说：“你们不是要找刘邓首长评个高低吗？走吧，现在就去！”
团长和政委齐声说：“不找了，不找了！首长们已经用实际行动帮我们解决了思想问题！”他们说完后都笑了。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辞去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前往北京去筹建解放军军事学院，他和邓小平长达13年的共事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57年，正当军事学院的工作在时任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的领导下如火如荼地开展时，军队内部一场反对所谓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使建国后我军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受到了严重影响，也使刘伯承蒙受了不白之冤。
1958年7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刘伯承。邓小平在会上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7月10日，病中的刘伯承由人搀扶着，步履蹒跚地走上中南海怀仁堂讲堂，作了检查发言。7月19日，邓小平再次在大会上讲话，强调要公正地对待刘伯承，他说：“刘伯承同志我是非常尊敬他的，我们是老搭档了。你说他犯了错误，我心里那么舒服？我是很不舒服的。刘伯承同志这几年工作不是都做得不好，也不是过去不好，不能说他多年来做的不是好事，如果这样说，不公道。”
但在当时那种气氛之下，刘伯承还是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军事学院也被认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不久以后，刘伯承辞去了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专心养病。
最终给刘伯承平反的，还是他的老战友邓小平。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年国庆节前夕，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杨勇、张震来到邓小平家里汇报工作，邓小平对他们说：“‘反教条主义’主要是整刘帅，最后还是我向毛主席提出来要保刘帅的。当时有人对我说，二野打仗主要靠你。我向毛主席讲，没有一个好的司令，我这个政委怎么行呢？”
邓小平的讲话，最终解除了为刘伯承平反道路上的障碍，实际上为刘伯承平了反。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不幸病逝。10月21日，邓小平撰写了情真意切的《悼伯承》一文，他再次明确指出：
他在军事学院的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具有重大作用。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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